陆泽的乡村生活，是伴隨著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和一盏15瓦的昏黄灯泡开始的。
不过很快他就发现，自己备的那两条“大前门”香菸，比介绍信好用得多。
白天，他跟著陈根生下地。
七月的双抢已经进入尾声，但田里的活计依旧很是繁重。
社员们光著脚，捲起裤腿，在水田里补种晚稻秧苗。
陆泽也试著脱了鞋，学著他们的样子下到田里。
清凉的水田瞬间包裹住他的脚踝，让他这个城里人颇为不適应。
他学著老农的样子將秧苗插入泥中，结果往往不是深了就是浅了，歪歪扭扭，引来一片善意的鬨笑。
“小陆先生，儂迭个手是拿笔桿子的，不適合来拿秧苗。儂就在旁边看著，帮阿拉递递烟就好了！”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黑汉子咧嘴笑道。
陆泽倒也无所谓，笑著摸出一包“大前门”，散了一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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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雾繚绕中，他一边递烟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农民们聊著。
“张阿叔，我听说现在田都分到各家了，大家为什么还是像过去一样在一起干活？”
“虽是叫『分田到户』，田也確实是分下去了，但阿拉迭个水稻，从育秧到灌溉，哪样能离得开集体？水泵是不是大队的，渠道时不时大傢伙一起修的？”
张阿叔用力嘬了口烟，吐出烟圈，“再讲了，大家农忙时互相帮衬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几千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”
陆泽听后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下：“土地虽分，集体记忆与协作模式仍有强大惯性。水利设施自古都是维繫集体存在的纽带。”
没两天，他又亲眼见到两户人家为了田埂多占了“一指宽”的土地而吵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还是陈根生跑来，用脚丈量，才平息了纷爭。
这让他想起了此前初步摘抄的资料里有句话“村民用桑枝灰在麦田划线分界，老农跪地哭『田埂是祖宗血脉』”。
他意识到，对农民而言，田埂不仅仅是界限，更是秩序，是情感，是几千年农耕文明沉淀下来的图腾。
到了晚上，陆泽就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陈根生家的院子里，一边用蒲扇赶著蚊子，一边听著村里的男女老少们乘凉聊天。
话题总也离不开农活、收成，但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东西。
“听讲了伐？隔壁红旗大队的『水生』，就是那个瘸腿的，自己偷偷搞了个豆腐作坊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不过前两天被镇上工商所的查了，讲伊是『投机倒把』，豆腐板都给没收了。”
“伊胆子也太大了。现在政策是好了，但也不是啥都能做的。”
“啥叫投机倒把？人家凭手艺吃饭，总比閒著好吧。
我听说温州那边，做皮鞋的、做纽扣的，都发大財了！”
陆泽心中一动，这不就是现成的故事线嘛。他颇感兴趣地追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？还能哪能？听说『水生』他哥在县里有门路，塞了两条『大重九』，交了罚款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不过小作坊肯定是开不成了。”
陆泽在笔记本上，在“水生”的名字旁开始记录线索。
他不仅仅是观察，更是亲身体验。
在村里待了半个月，他已经能熟练地分辨出不同农作物的气味，能从天空的云层判断出未来几个小时的天气。
他跟著村民去河里捕鱼，学著用最简单的工具修补农具，甚至在陈根生的指导下，像模像样地挑著担子走过狭窄的田埂。
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，双手也磨出了薄茧，看起来越来越像个地道的本地青年。
村民们见他不再是那个白净斯文的“陆先生”，也更愿意跟他讲些心里话。
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是早年从城里下乡的知青，后来嫁在了村里，丈夫前几年得病死了，自己拉扯著一个孩子。
她也是陆泽计划中的角色原型之一。
陆泽曾经藉口有点中暑，去卫生站找她开点药解暑。
卫生站很简陋，一股浓浓的草药味。
他看到墙上掛著“自负盈亏，责任到人”的新牌子。
“现在看病，都要收钱了？”陆泽问。
“收。上面文件下来了，诊所也要承包。”女人头也不抬地给他包药，声音里透著疲惫。
“药都是自己去镇上进的，挣个辛苦钱。但乡里乡亲的，手头紧，赊帐的多，挺难做的。”
后来陆泽去的多了，她偶尔会低声抱怨，说谁家的媳妇又怀上了三胎四胎，跑来求她给“想办法”。
她不敢，这是犯法的。
但看著那些女人无助的眼神，她又於心不忍。
陆泽在笔记本上沉重地记下来“村医沈绣云的困境”。
一个月的时间飞快地过去。
临走前的那天夜里，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陆泽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摊开了全新的稿纸。
他不再只是记录，而是开始具体构思小说的大纲和人物。
八月初，当桑田村的村民们还在回味那个不爱说话、但散烟大方、干活不怕脏的復旦研究生时，陆泽已经告別了陈根生一家，背著那只更沉的行囊，踏上了北上的渡船。
在桑田村的一个月，他获得了新小说最坚实的“肉”。
但要搭建起一副完整的骨架，只有一块“肉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上海郊区的农村，终究算是富庶的，离城市太近，变革的阵痛与撕裂感，似乎被繁华有些冲淡了。
他需要更鲜明、更剧烈的对比。
接下来的二十多天，成了一场艰苦的、漫无目的的“流浪”。
他先是北上，进入苏南地区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与桑田村截然不同的景象。
田野里不再只有庄稼，一座座顶著黑瓦、吐著白烟的砖窑厂、预製板厂拔地而起。
一些村子的大队部，已经悄然掛上了“xx针织厂”的牌子，缝纫机的嗡嗡声隔著墙都能听见。
他还偶遇了一位从上海国营大厂退休、周末偷偷跑到乡下做“技术指导”的“星期天工程师”。
老人一边帮村办厂调试著老掉牙的机器，一边自嘲地对陆泽说：“阿拉这叫发挥余热。
在厂里是人走茶凉，在这里，一支烟、一碗黄酒，就是上宾。”
陆泽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词：“苏南模式；集体经济的惯性；社队企业；城乡二元结构；『星期天工程师』。”
隨后，他又折返向南，深入浙北水乡。
这里，个体经济的活力如同雨后春笋，野蛮生长。
他看到有人在自家院子里摆弄几台简陋的织机，生產城里人看不上的廉价桌布。
也看到有人偷偷从温州贩来纽扣、拉链，在集市的角落里兜售。
这些被主流排斥的“投机倒把”，却蕴含著最原始、最强韧的生命力。
那个在桑田村听说的“水生”的故事，在这里，每天都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。
不过很快他就发现，自己备的那两条“大前门”香菸，比介绍信好用得多。
白天，他跟著陈根生下地。
七月的双抢已经进入尾声，但田里的活计依旧很是繁重。
社员们光著脚，捲起裤腿，在水田里补种晚稻秧苗。
陆泽也试著脱了鞋，学著他们的样子下到田里。
清凉的水田瞬间包裹住他的脚踝，让他这个城里人颇为不適应。
他学著老农的样子將秧苗插入泥中，结果往往不是深了就是浅了，歪歪扭扭，引来一片善意的鬨笑。
“小陆先生，儂迭个手是拿笔桿子的，不適合来拿秧苗。儂就在旁边看著，帮阿拉递递烟就好了！”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黑汉子咧嘴笑道。
陆泽倒也无所谓，笑著摸出一包“大前门”，散了一圈。
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读好书选 101 看书网，????????????.??????超讚 】
烟雾繚绕中，他一边递烟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农民们聊著。
“张阿叔，我听说现在田都分到各家了，大家为什么还是像过去一样在一起干活？”
“虽是叫『分田到户』，田也確实是分下去了，但阿拉迭个水稻，从育秧到灌溉，哪样能离得开集体？水泵是不是大队的，渠道时不时大傢伙一起修的？”
张阿叔用力嘬了口烟，吐出烟圈，“再讲了，大家农忙时互相帮衬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几千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”
陆泽听后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下：“土地虽分，集体记忆与协作模式仍有强大惯性。水利设施自古都是维繫集体存在的纽带。”
没两天，他又亲眼见到两户人家为了田埂多占了“一指宽”的土地而吵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还是陈根生跑来，用脚丈量，才平息了纷爭。
这让他想起了此前初步摘抄的资料里有句话“村民用桑枝灰在麦田划线分界，老农跪地哭『田埂是祖宗血脉』”。
他意识到，对农民而言，田埂不仅仅是界限，更是秩序，是情感，是几千年农耕文明沉淀下来的图腾。
到了晚上，陆泽就搬个小板凳，坐在陈根生家的院子里，一边用蒲扇赶著蚊子，一边听著村里的男女老少们乘凉聊天。
话题总也离不开农活、收成，但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东西。
“听讲了伐？隔壁红旗大队的『水生』，就是那个瘸腿的，自己偷偷搞了个豆腐作坊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不过前两天被镇上工商所的查了，讲伊是『投机倒把』，豆腐板都给没收了。”
“伊胆子也太大了。现在政策是好了，但也不是啥都能做的。”
“啥叫投机倒把？人家凭手艺吃饭，总比閒著好吧。
我听说温州那边，做皮鞋的、做纽扣的，都发大財了！”
陆泽心中一动，这不就是现成的故事线嘛。他颇感兴趣地追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？还能哪能？听说『水生』他哥在县里有门路，塞了两条『大重九』，交了罚款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不过小作坊肯定是开不成了。”
陆泽在笔记本上，在“水生”的名字旁开始记录线索。
他不仅仅是观察，更是亲身体验。
在村里待了半个月，他已经能熟练地分辨出不同农作物的气味，能从天空的云层判断出未来几个小时的天气。
他跟著村民去河里捕鱼，学著用最简单的工具修补农具，甚至在陈根生的指导下，像模像样地挑著担子走过狭窄的田埂。
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，双手也磨出了薄茧，看起来越来越像个地道的本地青年。
村民们见他不再是那个白净斯文的“陆先生”，也更愿意跟他讲些心里话。
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是早年从城里下乡的知青，后来嫁在了村里，丈夫前几年得病死了，自己拉扯著一个孩子。
她也是陆泽计划中的角色原型之一。
陆泽曾经藉口有点中暑，去卫生站找她开点药解暑。
卫生站很简陋，一股浓浓的草药味。
他看到墙上掛著“自负盈亏，责任到人”的新牌子。
“现在看病，都要收钱了？”陆泽问。
“收。上面文件下来了，诊所也要承包。”女人头也不抬地给他包药，声音里透著疲惫。
“药都是自己去镇上进的，挣个辛苦钱。但乡里乡亲的，手头紧，赊帐的多，挺难做的。”
后来陆泽去的多了，她偶尔会低声抱怨，说谁家的媳妇又怀上了三胎四胎，跑来求她给“想办法”。
她不敢，这是犯法的。
但看著那些女人无助的眼神，她又於心不忍。
陆泽在笔记本上沉重地记下来“村医沈绣云的困境”。
一个月的时间飞快地过去。
临走前的那天夜里，屋外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陆泽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摊开了全新的稿纸。
他不再只是记录，而是开始具体构思小说的大纲和人物。
八月初，当桑田村的村民们还在回味那个不爱说话、但散烟大方、干活不怕脏的復旦研究生时，陆泽已经告別了陈根生一家，背著那只更沉的行囊，踏上了北上的渡船。
在桑田村的一个月，他获得了新小说最坚实的“肉”。
但要搭建起一副完整的骨架，只有一块“肉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上海郊区的农村，终究算是富庶的，离城市太近，变革的阵痛与撕裂感，似乎被繁华有些冲淡了。
他需要更鲜明、更剧烈的对比。
接下来的二十多天，成了一场艰苦的、漫无目的的“流浪”。
他先是北上，进入苏南地区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与桑田村截然不同的景象。
田野里不再只有庄稼，一座座顶著黑瓦、吐著白烟的砖窑厂、预製板厂拔地而起。
一些村子的大队部，已经悄然掛上了“xx针织厂”的牌子，缝纫机的嗡嗡声隔著墙都能听见。
他还偶遇了一位从上海国营大厂退休、周末偷偷跑到乡下做“技术指导”的“星期天工程师”。
老人一边帮村办厂调试著老掉牙的机器，一边自嘲地对陆泽说：“阿拉这叫发挥余热。
在厂里是人走茶凉，在这里，一支烟、一碗黄酒，就是上宾。”
陆泽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词：“苏南模式；集体经济的惯性；社队企业；城乡二元结构；『星期天工程师』。”
隨后，他又折返向南，深入浙北水乡。
这里，个体经济的活力如同雨后春笋，野蛮生长。
他看到有人在自家院子里摆弄几台简陋的织机，生產城里人看不上的廉价桌布。
也看到有人偷偷从温州贩来纽扣、拉链，在集市的角落里兜售。
这些被主流排斥的“投机倒把”，却蕴含著最原始、最强韧的生命力。
那个在桑田村听说的“水生”的故事，在这里，每天都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。